(30) 第二，推动既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以反映人民币崛起的新格局。

在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国有银行完成股改上市之后，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主体动能基本释放完毕。实现中后台的管理变革和机制优化 推动银行供给侧改革的关键一环，在于改变过往以前线关系型为导向、缺乏规划和主动供给能力的业务模式，这就需要提升中后台的决策效果、规划能力和服务水平，在管理和激励考核方面建立符合银行供给侧改革要求的生产关系，最终建立完善科学高效的决策协调机制、强大专业的规划引领机制、正向引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素质过硬的支持保障体系，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

需要储备具有专业素质和跨界视野的行业金融解决方案人才，优化前中台一体化的营销服务模式，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协调机制、强大专业的规划引领机制、正向引导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素质过硬的支持保障体系。政府和企业的金融需求，多数体现为简单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房地产开发融资和流动资金周转需求。在边界清晰、激励政策合理的前提下，适度激活事业部、专营机构、分行间的良性竞争，通过科学机制和队伍建设来激发前端的服务热情和创造力。五是以传统贷款审批和信用风险管理为主的风险管理，主动经营风险的理念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中国制造2025与信息化融合、国家信息化等发展规划的紧密实施，以工业4.0、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正在深刻改变着国家经济增长方式、企业商业模式与竞争方式。

建立以客户需求、客户满意和客户忠诚为准则的评价机制，营造全员为客户服务的良好氛围。而企业的投资支出也迅速增长，杠杆率和资产负债表快速放大。ESRB的秘书处设在欧央行;欧央行代表ESRB负责数据等信息的收集整理，并向ESRB提供分析、统计以及管理、后勤等方面的支持。

近期爆发的一些非法集资大案也暴露了目前谁的孩子谁抱的监管体制内在的缺陷。二是将原金融服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执行宏观审慎政策需要运用一些类似金融监管的工具，如对银行资本水平、拨备、杠杆率等提出要求，这是不少人简单将其等同为监管的重要原因。最好的办法就是强化中央银行的审慎监管职能。

监管与央行分设后，新调控手段的补充没有跟上，面对金融宏观调控目标多、任务重的现实，实施宏观调控和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性受到影响;受制于体制机制因素，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也相对滞后。中央银行的决策，三会没有义务执行。

从宏观角度看，传统货币政策主要是盯物价稳定，但即使CPI基本稳定，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波动也可能很大。中央银行虽然负责金融稳定，却缺乏相应的监管信息、监管手段和政策工具。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加强对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窗口指导，大幅削弱了人民银行引导货币条件向常态回归的努力。所有在欧元区成立的银行都纳入单一监管机制，系统重要性银行将由欧央行(下属的监管委员会)直接监管，规模较小的银行以及其他地区银行在欧洲设立的分支机构由各成员国监管机构监管，但欧央行享有监管规则制定权。

不过，一些学者据此提出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混业监管，提出简单合并三会构建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建议。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意义正在于此。鉴此，英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审慎监管职能回归央行，实行审慎监管大一统模式。从以往情况看，这方面问题就比较突出。

危机以来全球对此已进行广泛反思。危机后英国的金融改革从三元结构到二元结构的转变，也证明了荷兰模式的前瞻性。

二是单一监管机制以欧央行为核心，对银行实施统一监管。上世纪90年代，美国废除分业经营限制，但保留了原来以功能监管为主，兼具行业监管特点的监管体制。

银行、保险等大型金融机构业务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与其他金融机构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对客户有兑付义务，一旦倒闭对金融系统影响巨大，是宏观审慎逆周期调控和审慎监管的主要对象，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面、及时的信息是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的基础。美联储专门有一个办公室来支持和服务FSOC的工作。具体负责监测并评估在宏观经济发展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威胁金融稳定的各种风险，对这些风险进行排序，在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提出应对建议，执行预警后的相关监控。由央行负责宏观审慎政策制定、执行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监管，并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三会合并组建新的监管机构，专门负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以外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时成立独立的行为监管局(分别吸收了英国、欧盟和美国模式的部分要素)。(一)美国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改革 大萧条后美国确立了分业经营的金融体系和分业监管体制。

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从宏观、逆周期和跨市场的视角评估和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的风险传播。另外监管部门在宏观经济分析、周期判断上也不具有优势，会影响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金融监管部门存在越界实施宏观调控的冲动，与中央银行缺乏沟通，容易形成政策叠加或政策背离，影响金融调控效果。一是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负责识别和应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风险，促进市场自律。

方案二：央行+金融监管委员会。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含了政策目标、评估、工具、实施、传导、治理架构等，其内涵要远大于所谓宏观审慎监管。

将三会的审慎监管职能并入中央银行，同时成立独立的行为监管局(类似英国和荷兰模式)。这一方案的优点是只有加法没有减法，不改变现有机构格局，不涉及原有机构和人员的重新安排，实施难度最小。2009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案，成立欧盟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ESRB)，负责协调欧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实施。审慎监管需要的是经济学家，而行为监管更需要法律专家。

但由于之前各方面关注微观金融监管比较多，忽视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次贷危机爆发集中暴露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包括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大而不能倒问题突出，对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不足等。

五是在美联储内部设立相对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行使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分业监管体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但简单实行混业监管并不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关键还是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必须加快改革，完善适应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要求的现代金融管理体制。目前我国的一行三会模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和谁的孩子谁抱的做法显然不符合现代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也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需要进一步改革。

2011年正式引入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制度，把信贷扩张与资本水平相挂钩。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强化了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推出针对远期售汇的风险准备金、提高投机性人民币购售手续费、对境外人民币境内存放征收准备金等措施，近期又扩大了本外币全口径境外融资(外债)宏观审慎政策试点。可见，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监管之间，有一块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空白，亟需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估，防范系统性风险，弥补金融管理制度的不足，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三是赋予金融政策委员会两权：一是指令权(power of direction)，即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就特定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作出决策，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差别化资本金要求等，要求审慎监管局或金融行为监管局实施;二是建议权(power ofrecommendation)，即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权向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提出建议，监管机构若不执行，需要做出公开解释(comply or explain)。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跨时间和跨空间两个维度，相应地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也分别针对时间轴和空间轴来设计。

宏观审慎政策之所以重要，在于其能够弥补原有金融管理体制上的重大缺陷。ESRB主席由欧央行行长兼任，董事会成员包括欧央行行长、副行长、欧盟各国央行行长以及欧盟金融监管当局主席等。

三是加强对金融市场监管。首先是混业经营、网络化效应与分业监管、分段监管之间存在矛盾，而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顺周期和跨市场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尚不完善，亟待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